重走长征路!遵义会议何以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发布时间:2021-04-01 19:00:21  浏览次数:

群龙得首自翔腾,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是朱德元帅为纪念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而作的一首诗。正如诗里所言,遵义会议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口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所以,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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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遵义会议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话要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开始长征说起。

1933年底,敌人对中央红军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们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请来了以德国纳粹陆军参谋长赛克特为首的英、美、意、法等国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军事上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战略,用“步步为营、处处建碉”的稳扎稳打战术。部队每前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来筑垒驻守。敌人就这样一步步逼近根据地,使根据地一点点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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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来势汹汹,而且壁垒坚固。红军如正面应敌,无疑以卵击石。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提出红军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人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堡垒政策。然而,这一期间中央的实际最高领导者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王明指定博古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从俄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王明的“左”倾路线正好适合李德的口味。三人“相得益彰”,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还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嘲笑为所谓的“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拼命反对和攻击。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李德等人对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置若罔闻,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强迫红军和敌人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红军战士们虽英勇顽强,但怎敌得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结果损失惨重,全局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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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上是统帅。那时,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会迅速地送到李德的住处,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由于有王明、博古的支持,李德的建议,往往都是照办的。李德指挥时,完全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把在苏联军事必威体育课本上学的东西,照葫芦画瓢地搬进根据地。他常常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只是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所以,他的指挥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得很远。图上看起来只有一百多里的路程,他也不问是平路还是山路,也不考虑气候、敌情等困难条件,只凭着手中的比例尺按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制定作战计划,还常常不给指战员们留余地。这种瞎指挥,常常使部队不能按计划投入战斗,难免吃败仗。他不但不反省自己,还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李德等人根本不懂得、也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完全拒绝红军用血战换来的宝贵经验。

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眼看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李德等人不得不考虑作一次战略大转移,试图将中央红军转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了。部队出发后,李德等人仍不忘瞎指挥,采取分兵把守的搬家方式。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撤退,行动迟缓。敌人多方围追堵截,红军部队处处挨打,伤亡惨重。从10月16日从根据地出发到11月30日突破湘江,在短短的45天中,红军虽浴血奋战,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在连续的苦战中,几乎被打散、拖垮了。过湘江后,8万多的红军只剩了3万多人,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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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德一筹莫展,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副狼狈相,根本无法指挥了。他还把失利的过错归咎给别人。当时吃了败仗的一些干部,有的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被送到军事法庭,遭到审判和错杀还有的被送到劳改队去做苦工。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为什么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中央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到第五次反“围剿”,李德等人来指挥,结果就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丧失革命根据地不说,八九万的大军也打得只剩下3万来人。许多将军后来回忆说,当时红军干部们打仗时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战士们也英勇顽强,有的战士把子弹打光了,用双手也要掐死敌人;有的战士把肠子打出来了,塞回去还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但这样打了一年,越打,我们的损失越大。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红军指战员们对李等人的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红军出路何在?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实行了错误主张的结果。此时,红军战士们的心里渴望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心情,正如一首歌里唱道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暗时想你心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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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执行过“左”倾路线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醒。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后来在一次讨论会上因为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而同博古闹翻。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在长征中与毛泽东同行时,曾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对王稼祥的想法很赞赏,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很大的启发,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后来周恩来曾评价说,遵义会议得以成功召开并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稼祥是立了功劳的,张闻天也起了好作用。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大家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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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大部队过湘江后,李德等人不顾蒋介石已经调集40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要全歼红军的严重事实,硬要坚持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上述主张被大多数同志采纳,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1934年12月中旬,攻克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于是,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起,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正是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做了大量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利用各种机会,找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尤其是周恩来和朱德,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的时候,他们也从未改变对毛泽东的态度。这次王稼祥一倡议,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军阀章柏辉的公馆二楼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候补委员有凯丰、邓发。扩大参加者有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列席的有邓小平。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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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后开了三四次,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上除个别同志外,大多数人都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是:第一,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违背了革命战争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不实行诱敌深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第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左”倾政策,不去利用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第四,在决定突围和战略转移中犯了原则错误,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错过了突围时机;在突围中又实行了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和大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决议在批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基本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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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这表明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它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遭受挫折的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实际领导地位,解决了党和红军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从那以后,我们党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