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庆典，参加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贺延光/摄

1979年春节，山西，一群农民开着拖拉机奔驰在大路上，打出了“三中全会好”的标语。 刘音青/人民视觉

1978年年末，北京京西宾馆见证了两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于当年11月10日召开，闭幕后，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直开到12月15日。

3天后，1978年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历时5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告这样写道：“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曾撰文说，由于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而，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提了出来，并得到解决。

提到作为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得不提与其密切相关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学者把这两次会议称作“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有错必纠，实事求是

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宣布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这些会议议题，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一致：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

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原先的计划被更广泛的讨论打乱了。

那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但国民经济却没有太大起色。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思考，为什么一门心思搞经济却怎么也搞不好？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指导各项工作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方针还是“文革”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

分组讨论第一天就突破了原定议题。一些与会者认为，应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有人提到，老百姓也迫切希望对1976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四五”事件予以公正回应。

11月12日，东北组陈云的发言“惊起千层浪”。他表示，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会场之外，11月15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公报称：“广大群众在1976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这一公告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发布。

11月下旬，邓小平数次会见了来自日本、美国的外宾，来访者都关注中国是否安定。而邓小平的回应都围绕一个话题，我们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现在中国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搞四个现代化，而搞现代化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些会议之外的事件，直接影响了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稿从10月底开始酝酿，邓小平亲笔写提纲，11月20日第一稿改定，但12月2日邓小平提出进行大的修改。其中一个关键的修改方向，就是制定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

重心转移，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直到讲话开始前几小时，才最终定稿。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报告中最大的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原本在党的八大就已确定的正确路线，经历了巨大的曲折才在彼时得以纠偏。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两个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动情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时任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的王恩茂认为，这些振聋发聩的话是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动员令。

邓小平把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中国的国情。邓小平后来说：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80%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1978年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

农业问题在会议上引起激烈的讨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发表了关于农业的讲话，他认为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他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30%。

有人发言提出，粮食不够吃，可以进口，哪怕是进口2000万吨。陈云支持说，这样可以让农民休养生息。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

邓小平考虑的是，打破传统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原则，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1977年到1978年，他多次阐述了应该从我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设想。

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模糊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均不受限制。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

于光远曾表示，这个会议还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个阵营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30多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都直接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发言都很坦率和尖锐，不模糊，不藏头露尾。这使1978年的这场全国性大讨论，引向彻底和深刻。

会议分组讨论时，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

邓小平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

邓小平把民主作为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全会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邓小平讲话中关于经济改革的部分很快付诸实施。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也不够，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本版文章部分信息参考于光远等所著《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

责任编辑：刘世昕,邹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