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现遵义会议会址正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长期以来，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沿用了这样的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以，传统的说法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是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拍摄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布币。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但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有人认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毛泽东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上去判断。

诚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不是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指挥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在随后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题字“遵义会议会址”

当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都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而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经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中共中央决定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在随后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曾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同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都对林彪提出批评，并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 。

这表明，新“三人团”成立后特别是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党在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所谓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也是体现在对军事工作上的领导权和发言权。

在遵义会议之前，虽然从党的二大起就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中共四大开始称总书记），但中央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而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就是遵义会议。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办公室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职务的变动情况如下：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1936年12月，三支主力红军实现会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军委，此前的中革军委是中央政府的军委，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取消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实际上也随之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称主席）；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很显然，领导地位不能单看担任什么职务，更重要的是要看担负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起到了领导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